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爆发，就会催生出新一代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就将过去200多年工业革命历史大致分为了5个阶段：

1771年机械动力时代（运河和水利涡轮），1829年蒸汽铁路时代（蒸汽机、铁路），1875年电力重工业时代（电话、电报、钢制铁路等），1908年石油汽车时代（公路、机场、电力供应、石油供应等），1971年信息远程通信时代（电缆、光纤、卫星、互联网等）。从年份中不难发现，每一个阶段持续时长大致在40-60年间，而每一次新技术革命，就会催生出新一代基础设施及新一代产业。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例，直到上世纪80年代，盛行的组织形式依旧还在遵循大量职能部门，集权化，科层化的金字塔式结构运作。但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大规模采用，第4次科技革命所催生的实践模式显得僵硬而笨拙，如 IBM 和 AT&T，它们逐渐被更加灵活的网络型组织结构所取代，如 Google 和 Cisco。

为什么说基础设施先行是赢在未来的关键？

以史为鉴，自1960年开始，全球超100个国家步入中等收入行列，而到今天，仅13个国家成功跳出“中等收入”的行列，其中最成功的当属日本。日本利用短短30年时间不仅跳出“中等收入”的行列，甚至一度威胁到美国的地位。之所以日本能够持续跨越核心，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政府主导下产业升级，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步步走向资本密集，再向知识密集型转变。反观现在，在过去的近30年里，在全球发达国家行列中，只有美国一枝独秀，而曾经风光无限地日本与欧洲经济都相继出现停滞，通过分析不难发现，美国能迅速反超这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政策密不可分。

例如美国的 “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 ，即 “信息高速公路” 战略。1992 年比尔·克林顿就在演讲中提出：“50 年代在全美建立的洲际高速公路网使美国在之后的 20 年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使美国再度繁荣，我们要建设 21 世纪的高速公路，即 ‘信息高速公路’“。按此计划，美国投入了巨资将电信光缆铺设到千家万户。最终，这一战略助力美国成功引领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浪潮。

纵观上述历史，技术经济范式的转移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必要条件。因此到2020年“新基建” 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通过为社会提供新一代基础设施，加速中国新一代产业如产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并最终完成范式转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新基建”的解释大致包括三个部分：

· 信息基础设施，指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 融合基础设施，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

· 创新基础设施，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发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不可否认，“新基建”属于超前投资。但纵观历史，超前的基建恰恰是中国体制优势的最佳体。在面对 98 年和 08 年两次危机中，中国都选择了以加码传统基建的方式应对，固定资产投资率两次跃升至新高。今天看来，尽管当时也面临很多争议和批评，但其非凡的意义已经毋庸置疑，直接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二十年铺平了道路。

如图，历经几十年的基建建设，中国其实仍然在多个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而最为突出的是移动网速和宽带网速两个领域。而这也刚好对应了中国当下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的快速发展，如移动支付，手机游戏、短视频已走在世界最前列。

新商业生态新物种涌现，新范式逐渐展开，什么是我们看到的最大机会？

每一次爆发科技革命，新的 “技术经济范式” 对创新和投资行为的影响非常大。以史为鉴，蒸汽机和铁路的科技革命直接导致了 1830～1840十年间英国股市的 “铁路热”；汽车和家电的大规模生产导致 1920 年代美国的 “镀金时代” 以及后续股市大崩盘；而信息革命则导致了 2000 年的 “互联网泡沫”。

而自信息革命爆发以来，大致可细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爆发期（1971-1990）、狂热期（1990-2000）、协同期（2000-2018）、成熟期（2018-至今）。不同时期所展现的情况不同，爆发阶段（新产业爆发式增长，金融资本蜂拥而至），狂热阶段（全部集群大爆发，金融泡沫从狂热走向破裂），协同阶段（新范式成为共识，新技术应用的黄金时期），成熟阶段（市场增速明显放缓，进入存量博弈）。

随着上一波巨浪进入成熟阶段，新一代产业的爆发已经箭在弦上。每次 “技术经济范式” 发生转移时，都会诞生大量的投资机会，因为新的商业生态和物种必然会不断进化出来。

以淘宝为例，最开始被认为只是单纯的网站，后来成为连接供给方、需求方和服务商的平台，而如今围绕着它还诞生了新的商业主体，催生各种各样的服务商。如：支付担保，仓储等等。不仅如此，如今围绕淘宝所建立起来的快递业务现在变成了菜鸟网络，支付担保业务现在变成了蚂蚁金服，支撑数据和算法的业务变成了阿里云。

这种现象简直就是生态大爆炸，物种大爆发，诞生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和财富神话。但是随着 2018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下降，2C 端的增长已经明显放缓。过去十几年像淘宝这样的产品已经让2C端的消费互联网大放异彩，大幅提升了消费者采购商品的效率和体验，但是2B端的效率和体验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在 2017 年，美国 80%的制造业企业已经上云，而中国仅有 30%；中国企业 IT 的开支，仅为美国的10分之一）。

事实上，目前中国不仅面临千载难逢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还面对着原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严峻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人口红利的消失。所以产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产业，很可能踩着这次 “新基建” 的红利，进入爆发阶段。

从供应链角度理解新基建：新基建如何重塑新型供应链？

第5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全球 “技术经济范式” 的转移是从全球安全到基础设施，从领土扩张到互通互联。

冷战时期，全球安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是美国，以美国在全球广泛的驻军为标志性事件。而冷战结束之后，最重要的公共品变成了基础设施，中国是主要提供者，以中国在全球广泛的投资基础设施为标志性事件。 如：“一带一路”。

当领土大小对国家不再有决定性意义后，区域间互联互通的程度成为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命运。例如韩国，新加坡，香港，深圳这些小地方从落后迅速发展壮大，俄罗斯这样的地理大国却在不断衰落。

这一巨大的变迁离不开新一代基础设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普及：主要是集装箱和与之相匹配的码头设施以及信息技术。例如集成运输集装箱极大的降低了运输成本，不仅让生产外包变得更有利可图，更重要的是让原来国土内没有原材料的小国家和地区得以加入到全球供应链的体系中。而信息技术则通过降低传递管理知识和生产知识的成本，将原本在一个工厂里完成的工作，变成在两个大陆上完成。

而随着供应链从发达国家内部扩展到全球，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了以供应链为人类新型组织方式的时代。相较于2C历经发展几十年不同，2B的发展空间仍旧还很大。在过去深耕的10年间发现，在2B领域的新范式中当下最重要的实践模型将平台数字化。

供应链指生产及流通过程中，涉及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最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而供应链的本质是互联互通，即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无障碍无耗损的流通。显然，传统基建是物理空间的基础设施，提升了物流的流通效率，而 “新基建” 则是数字空间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信息流的流通效率。而数字平台化则是更进一步的发展。

正如前文所写，每一种新的范式对应的是一种最佳实践模式，它代表着一场技术革命得以被社会所运用的最有效的方式。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贸易、科技竞争越发激烈，谁能够最先大规模应用数字化供应链模式，谁就将在未来竞争中占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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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应链贸易为平台引擎，供应链金融和产业周边为两翼，进一步完善产业互联网。通过供应链贸易平台，链接上下游（供应商、客户）沉淀行业数据；进一步发展供应链金融产品，开发周边产业。 

我们发现，各种交易和服务平台化正在逐渐成为各行业领域的基础设施，而成为基础设施的平台又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其平台化的地位。这是在新范式逐渐展开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最大机会。